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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09Jul

        【千度快手】_那天,一群男人决定去冒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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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车队在作业间隙休息,右一为虎哥。鲁冲/摄

        作者 |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

        杨海 文 鲁冲 摄影

        虎哥车队的包容性一望便知。在这里,上百万元的路虎、宝马要和“快散架”的金杯、五菱之光一同上路,车牌从广东一直延续到黑龙江。

        有时候在高速路上,那辆安徽牌照的五菱之光甚至要充当头车——它实在太慢了,大家宁愿跟在它后面,也不想动不动就要停下来等着。

        这样的车队行驶在路上,很难被人们忽视。它的辨识度不仅来自“混搭”气质,也来自车身上的醒目装饰:每辆车的车头上都贴着队徽——一个怒吼的虎头,红底白字的口号帖纸布满车身。

        这些口号记录了车队的行进轨迹:虎哥车队奔赴疫区武汉、虎哥车队驰援绥芬河、虎哥车队支援吉林舒兰……最新的一张上印着:虎哥车队奔赴北京。

        2月18日从广东东莞出发时,车队只有4个人,那时虎哥的预期是“最长两个月就能结束”。回家的愿望从未消失,但不断加入的队员推着他往下走,车队追着疫情一路向北,再向南。

        车队最多时有100多人,一路上有人加入,也有人离开,留下的30多人成为虎哥口中的“精英”。

        出发前,他特意买了辆7座车,“能装货”。现在,这辆新车的里程表数字,已经从0公里跳到了16655公里。

        出任务时,他们会穿上统一的队服——最新式的迷彩服,只不过帽徽换成虎头队徽,胸牌换成了“虎哥车队”。

        这支临时组建的队,希望“正规”起来,至少要看起来如此,却又难以褪去草根,甚至草莽的底色。他们背景迥异,有富二代、留学生,也有农民、焊工、老伐木工,以及无业游民。平日里,这些人在一起搬运物资或者喷洒消毒液,以兄弟相称。

        加入车队,除了“抗疫”这个共同目标,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处境,以及难言的理由。在这趟超过4个月的抗疫之旅中,不管是失意者、失败者,还是迷茫者,他们都逐渐找回了各自存在的意义。

        车队在北京的合影(图中白衣者为虎哥,右一为老兵)。鲁冲/摄

        虎哥

        虎哥是一个在东莞生活20多年的绥芬河人。他当过兵,退役后转业到了家乡的公安局,“刑警队、看守所都干过”。

        他“膀大腰圆”,1.8米多的个头,体重接近200斤,走路时双臂微微张开。他有一张国字脸,光溜的额头上方是能看到头皮的板寸。他皮肤偏白,左手虎口和右臂上的虎头文身格外显眼。

        虎哥本名张凯,但车队里没人这么称呼他,连“凯哥”都没有。队员们更习惯叫他“大哥”“老大”,有时年轻队员会叫他“老张头”,即便他只有50岁,并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。

        让一群互不相识的男人拜服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虎哥把自己的威信归功于“酒量压制”,“这帮小子都服我,喝酒团灭他们”。

        他坚信喝酒有助抵御新冠病毒,所以允许队员只要不开车,可以“随便整”。只是就连队里最嗜酒的队员,平日里都要躲着他偷偷喝。所有人都清楚,如果被虎哥瞅见,陪他喝酒会是件极其可怕的事。

        一场任务结束后,虎哥在喝酒。鲁冲/摄

        “他连吹两瓶牛栏山,然后又干了十瓶啤酒棒子。”一名队员对虎哥在某次聚餐时的表现印象深刻。

        队员们对他的佩服,还来自于他的“生性(东北方言形容硬汉——记者注)”。从东莞到达武汉后,他直接把车开到了工作地点,和另外3名队友一起,4个小时卸了60吨物资。

        消杀是车队最主要的工作,有时要进入疫源地或定点医院喷消毒液。每次到达新的污染场所,虎哥总是第一个进入。有一次,因为作业环境闷热,消毒水味道太浓烈,别的团队“进去5分钟就被抬了出来”,他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。他向队友吹嘘,自己“光着腚进去都没事”。最长的一次作业,他连续3天没回酒店,累了就在硬纸壳上睡一会儿。

        有时候,坏脾气也成了他“生性”的一部分。几乎每个队员都被虎哥“嗷嗷”地骂过,但从没一个人因为挨骂离开团队,或者跟他“急眼”。

        “要把这帮兄弟放回社会上,每个人都有脾气。但是在我这个团队里,是龙是虎,都得给我卧着。”虎哥瞪大眼睛说,结尾加重了语气。

        事实上,从东莞出发时,抗疫还是虎哥一个人的事。那是2月中旬,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一则广播新闻:原本报名支援武汉的2万个志愿者司机,出发时只剩下2000人。

        “怂包!”他骂了一句,“没人去我去。”

        23年前,还是“张警官”的虎哥到广东出差,认识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妻子。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,辞去已经做了7年的警察工作,搬到东莞定居。

        这次选择也造就了他“这辈子最大的遗憾”——他放弃的,是自己最热爱的工作。

        “总觉得有些事还没做完,这趟出来也算是还自己一个心愿吧。”在北京新发地市场附近的一间酒店里,他谈起往事,声音低沉。

        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,但很多队员都承认,虎哥有一双警察的眼睛,心思也缜密,“粗中有细”。

        队员们很好奇,自己的小情绪刚刚发芽,就会被虎哥拉着谈心。如果有人头发长了,虎哥就会提着推子走过来。有时,这也会成为男人间的玩笑——他最新的作品,是一名年轻队员的“福娃头”。

        虎哥刚给一名队员剪的“福娃头”。鲁冲/摄

        在牡丹江时,队员“老兵”的手机卡到不能接收信息。一天晚上,虎哥忽然召集队员出去聚餐,席间虎哥拿出一部新手机,送给老兵,告诉他这是“生日礼物”。

        那天的确是老兵的生日,但他没告诉过任何人,甚至连他自己都忘了这个大日子。

        车队在牡丹江的任务是消杀定点医院,他们每天与医生护士一起工作,住同一家酒店。有南方过来支援的年轻护士压力太大,情绪崩溃,虎哥成为她们“最受欢迎的哭诉对象”。南方姑娘吃不惯东北菜,虎哥给她们开小灶,每天都做不重样的南方菜。

        在舒兰,一位队员犯了痛风,不能吃政府提供的盒饭。疫区正常营业的餐馆并不多,但虎哥还是给这位队员买回了能吃的餐食。

        在队员面前,虎哥总是精力充沛、风风火火。他有时和兄弟们亲密无间,有时也会释放气场,与队员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。

        队员们很难见到“生性”的虎哥在“门后”的一面。他很少有私人空间,房间里堆满物资,过来谈事的队员进进出出,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。

        只有关上房门后,他才会露出自己的疲态。有次他在淋浴间洗衣服,洗到一半竟坐在地上睡着。他是个糖尿病患者,每隔一周,要在自己微微隆起的肚腩上扎上一针胰岛素。这段时间,用药周期缩短到了3天。

        事实上,他已经很久没有跟“这么杂的人”相处过。定居东莞后,虎哥成了生意人,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。

        公司的客户都来自当地的外企,因为疫情,绝大多数工厂都在停产。“在家除了喝大酒,扯会儿皮,什么都干不了。不如出来帮人,也算是帮自己。”

        “虎哥车队”在3年前成立,“都是几百万元的房车”,平时他会带着一群老板出去“游山玩水”。

        这次出来,他没有带上任何一个车队的朋友。他知道抗疫不是“玩”,那些老板们干不了,也干不起。

        他相信现在这帮“干活儿像驴”的“过命兄弟”。

        老兵

        “老兵”住在绥芬河往西27公里的绥阳镇上,和虎哥算是半个老乡。

        即使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这个边陲小镇也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节奏。每天早上,人们还会小心翼翼地走在结冰的路上,去逛露天早市。扫雪车慢悠悠地穿过街道,今年雪多,“包雪的”(承包除雪工程)发了财。

        老兵本名叫李司军,今年45岁,当过3年兵。虽然已经退役23年,但部队的一些习惯他仍然保持至今——抗疫路上无论条件好坏,他的房间总会是车队里最整洁的一个。

        他是开着那辆二手金杯车出去的。准确地说,那辆车不是他的。年前,他的一个朋友花3万元买了这辆车,老兵只是借来“玩玩”,但2月下旬的一天,他开着这辆车上了高速路,目的地是武汉。

        老兵在修理车队车辆。鲁冲/摄

        在绥阳镇,大家都知道他是个“搞电焊的”,靠给来往的大货、工程车焊点东西维持生计。若是平常人家,这份营生足以支撑一家人生活,但老兵偏偏是倒霉的——妻子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,没法工作。女儿11岁,年幼时发高烧导致心肌受损,落下了心脏病。儿子8岁,患有先天性“漏斗胸”,“搞电焊”挣来的钱几乎全要用在两个孩子上学和吃药上。

        武汉疫情暴发后,路上难得一见大货车,老兵接不到活儿,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,只能靠岳母出去打工养活娘儿仨。

        “每天忙忙碌碌工作生活,钱没挣着,老婆孩子也没照顾好。”他叹了口气说,自己曾经是个话痨,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只要迈进家门,就不愿再说话。

        那段时间,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,又不想闲着。“军人退伍不退社”,他加入了镇上的志愿者团队,在小区门口给人登记、量体温。

        后来,他通过朋友得知有个叫“虎哥”的老乡在武汉抗疫。 “在哪儿都是志愿者,何不去一线做?”

        那时武汉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仍有数百个,在疫情地图上,它是红到发黑的地方。老兵管不了这些,在终日压抑、无力的生活里,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出口。他说自己没太高的思想觉悟,但相信这次出来“行大善”会给老人和孩子积福。

        老兵一直想做个好父亲,但在这件事上,他几乎只剩下自责。因为没钱,他甚至要眼看着儿子错过最佳手术期。

        “人一辈子不做点有意义的事,怎么给孩子做榜样?”他笑了笑,一阵短暂沉默后,他接着说,“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回去,我死了起码算是伟大的吧。”

        出发去武汉那天,老兵没有通知任何亲友。车快开到沈阳时,他才把提前编好的信息发给妻子。那是条他“这辈子发过的最长的短信”,反复修改,花一个多小时才写好。

        他告诉妻子自己是出去做善事,会照顾好自己。“如果我回不去,麻烦你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带好。”

        手机很快响起,但电话那头不是他想象中“妻子送壮士出征”式的叮咛,而是一顿“劈头盖脸”的臭骂。

        “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,还真舍小家为大家啊,这俩孩子咋整?”妻子夹着粗话,不给老兵解释的机会,最后抛出重点,“走可以,往家里打钱就行。”

        钱是不会有的,更让妻子想不到的是,丈夫干着要命的活儿,还要往里搭钱。

        绥阳到武汉2600多公里,出发前,老兵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油钱——自己手里只有2000多元。他找到“搞电焊”认识的开大车的哥们儿,“他三千你五千”,最后凑了1.5万元,算是一路上的盘缠。

        他一个人开了“三天两宿”,吃烙饼,睡车上。在东北遇到下雪,出关后又碰上雨夹雪,到武汉时发现早樱都开了,自己还穿着厚衣裳。

        虎哥说,他们在武汉的工作很像“农民工”,主要是卸货、搬运,“需要什么干什么”。

        老兵正在清点物资。鲁冲/摄

        有时他们也会搬运尸体。疫情期间,丧事没有那么讲【比特币挖币机】究。

        “人活着的时候看着还挺高级,小猫小狗死了还蹬下腿,人死了什么都不是。”老兵说他从没那么近距离地接近死人。

        这让他对自己的命有了新看法,“还是活着好,活着多幸福,活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,又是多幸福。”

        老兵去武汉早,算是车队的“元老”。退役后,他很少再有这样的集体生活。这让他找回了在部队时的感觉,虽然很累,但身边是一起战斗的兄弟。

        有次车队接到紧急任务,大家都匆忙下楼。有队员看到,老兵开着房门,笔直地站在镜子前,仔细把帽子扶正,再在迷彩服外扎上皮带——车队里没人这样做,迷彩服只需要穿一会儿,作业时他们要换上防护服。

        “我们是一起生一起死,只要有一个人感染,就谁都跑不了。”老兵说他没有因此感到恐惧,反而格外珍惜这种情谊。

        车队男人们在一起时,喜欢喝酒、扯皮,或者相互开玩笑,坦露感情是件会被鄙视的事。但很多事老兵都记得,他记得和队友们一起过的45岁生日,也记得在武汉时,他吃不惯南方的饭菜,虎哥在酒店里做过的红烧肉。

        唯一让他心烦的是,妻子还是经常打来电话,她不相信出去这么久、干这么危险的工作会不给钱。

        镇上也有很多人这么想,他们讲究务实,付出就应该有回报。在听说这是“志愿”行动后,老兵成了这些人口中的“山炮”。

        猴儿

        武汉解封前,虎哥本来已经联系好,带着车队去国外赚钱,“也是抗疫,收费的”。可谁也没想到,新的疫情竟然在出现在绥芬河——虎哥和老兵的家乡。

        车队连夜上路,轮班开车,“人停车不停”。到达绥芬河时,路边的积雪已经化完,露出黄土。和车队进入的每一座城市一样,这里又是一座“空城”。

        车队抵达绥芬河前,“猴儿”就进了车队的微信群。他把虎哥给他安排的车上贴上了队徽,接送当地政府和医务人员。

        2月份时,猴儿本来也打算去武汉,但是得了场感冒,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才好。

        他是佳木斯人,小时候随父母搬到了绥芬河。猴儿今年33岁,和父母住在一起,自称有一份“月薪1万多元”的工作,因为出来抗疫辞掉了。

        猴儿这个外号是虎哥给他起的。他身材瘦小,又喜欢穿一件黄色的紧身T恤,显得更瘦。他的眼睛也小,牙齿少了几颗,笑起来有些滑稽,却也精神十足。

        在车队里,他时不时会成为队友们捉弄的对象。有次作业间隙,猴儿在车上睡觉,虎哥喊来队友,围观他把酒精滋在猴儿的脸上。队员们大笑,猴儿惊醒后,没说话,默默摇上了车窗。

        “猴儿”正在检修“大炮”。鲁冲/摄

        他也曾经“风光过”,做原木生意赚了钱,但很快就狠赔了一把。直到现在,做环卫工的母亲和在建筑公司的父亲还要帮他还债。3年前,他结了婚,一年后就离了。

        除了父母,没有太多人关心他去了哪儿,在干什么。他也不在乎这些,甚至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。

        “瞧不瞧得起我都无所谓了,我照样过日子,该吃吃,该玩玩。”猴儿昂起头,表情不屑。

        加入车队前,他几乎把所有闲功夫都花在了一款手游上,“一天差不多要玩七八个小时,累了就看会儿网络小说。”有时他会连续玩上一天一夜,“躺在床上玩”。除了时间,他还经常往游戏里充钱,加一起投入了几万元。

        在游戏里,他是名战士,每次战斗都要冲在最前面,赢得无数次荣耀。他是公会的元老,受人尊敬,说话有分量。

        在加入车队的第六天,他卖掉了这个账号。

        和老兵一样,他没钱加油,游戏账号是他身上唯一的资产。

        “我不能连油钱都问父母要。”猴儿挤出一个笑容,“也算是把游戏戒了。”

        巨大的失落感几天后才逐渐消退,账号卖了1000元,让他撑到了车队抵达绥芬河。

        他期待着离开这座城市,这也是他加入车队的重要原因。他说绥芬河是自己的伤心地,在这里经历太多失败,“我是跪着活的”。

        就算等不到车队,他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——目的地远在非洲,一个朋友邀请他过去施展吊车技术。

        加入车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,是为了兑现一句给自己的承诺。2008年汶川地震时,刚刚大学毕业的猴儿正在西藏旅游。他的一个好兄弟是汶川人,“一直联系不上”。第二天,他就开车直奔灾区,寻找哥们的下落。

        真正看到灾区惨状的那一刻,他才意识到自己“救兄弟”的想法有多“中二”。但这些都不重要了,他无法忽视眼前的一切,就地成为一名志愿者。甚至是不是志愿者也不重要了,他只想跟在各个救援队后面,做点事让自己心安。

        “放眼望去全是断壁残垣,有人哭得撕心裂肺,有人连哭的力气都没了。看到这样的场面,是个人都不会坐视不管。”猴儿语气认真,表情难得一见地严肃起来。

        两个星期后,那个失联的朋友打来电话,一切平安。猴儿没有离开,他在四川待了7个月,一直等到当地开始重建。

        “我那时就想好了,以后再有这样的大灾大难,我一定还会去。”猴儿对自己许下诺言。

        猴儿算是队里的年轻人,但很少人知道,他经历过超出年龄的“大起大落”。他遭遇过严重的车祸,头部和脊柱受到重创,在床上躺了一年。那时他无数次想到自杀,最后咬牙挺了过来。康复后,他发了财,到达人生巅峰,结果又被人坑到倾家荡产。

        他清楚自己又处在一个新的低谷,大部分时候他都甘心躺在谷底,失去向上爬的动力。这一次,他把自己扔进新的环境,与陌生人相处,像是一场逃离,却没想过一些可能性正在发生。

        兄弟

        在车队,猴儿最好的朋友是比自己小9岁的“二代”。

        “二代”是“富二代”的简称,队友们觉得少个字更顺口。从身价上看,二代和猴儿分处车队的两个极端。游戏账号换来的钱用完后,猴儿“连烟都要借着抽”。在绥芬河时,二代曾穿着7900元一双的鞋干消杀。

        加入车队前,他们不可能出现在对方的生活圈子里。加入车队后,二代见到的第一个队员就是猴儿。

        那天他们在给绥芬河一个公路收费站做消杀。4月份的黑龙江,气温还在0℃上下,在空旷的马路上待上半天,冷风毫无阻挡地吹到脸上,两人冻得浑身哆嗦。中午时,猴儿让二代回去休息,吃口热饭,“剩下的交给我”。

        北京,“猴儿”正在处理消毒液。鲁冲/摄

        在车队,过去的身份不再重要,这里对一个人的评价标准是义气和品格。二代觉得猴儿善良、真实,他缺少这样的朋友。

        二代不喜欢别人这样称呼他。事实上,他想让队友忘记自己这个身份,即便在车队里,这更多只是种玩笑。

        加入车队时,虎哥让他开辆“大车”,能装货。他害怕别人会觉得自己“不一样”,刻意找了辆廉价车过来。

        二代从初中就开始上私立学校,大学住单人宿舍,毕业后在家族企业上班,生活被安排得妥妥当当。这让他习惯了独来独往,他不喜欢大城市,两年前选择回老家陪外婆。钓鱼是他唯一的爱好,平日里“一坐就是半天”,身边全是“钓到一半就睡着的老年人”。

        到了车队,他成了虎哥口中“不让干活儿就急眼”的“神经病”。在舒兰时,很多小区都没电梯,他背着50多斤的药桶,手里再提着20斤的喷雾消杀机,上上下下干了几个小时,“累得站不住”。

        端午节那天,二代6点多就爬了起来,花半天找到营业的商店,为大伙买了粽子和五彩绳。

        “放在以前,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事,车队确实很神。”他挠了挠脑袋,笑着说,“我完全不在乎什么大爱,或者公益,最珍贵的是认识了这帮兄弟。”

        不仅是二代,几乎所有队员都表达过对这段“兄弟情义”的依恋,连年纪最大的老王都是。

        老王今年57岁,但他还是会和自己儿子辈的队友们以兄弟相称。他是在舒兰加入的车队,然后随队一起到了北京。

        身边人都理解不了老王的做法。他是退居二线的林业局干部,有事时回单位开场会,没事就在家带孙子,年纪这么大了,为啥还要出去折腾?

        老王偏偏不喜欢那样的生活,他当了18年伐木工人,做梦都会回到森林里,和工友们喝酒吃肉。直到现在,他还对巨木从头顶划过,带掉帽子的惊险场面印象深刻。

        “抗疫和伐木一样,身边都是过命的兄弟。”老王说。

        只是,老王毕竟不是当年那个“身体像树一样结实”的伐木工了。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消杀时,内部气温太高,再加上肉类腐烂散发出恶臭,老王忽然一阵反胃。

        他知道那里是污染区域,不能拉下口罩。“我一个人感染了,其他人也跑不掉。”匆忙跑到外面楼梯间时,他已经吐在了口罩里。

        老王说自己从来没这么不堪过。

        事实上,每次出现新的疫情,虎哥都会向“疫区”城市申请进入,提供帮助。他们接受当地政府调遣,承担的往往都是最累、最“埋汰”的工作。

        在牡丹江定点医院消杀时,因为病人受不了喷雾,几十个男人只能拿着浸过消毒液的毛巾,蹲着或跪着擦遍病房的角角落落。

        车队并不是一个正式组织,没有章程,没有任何成文的规定,但它却有着强大的凝聚力。

        虎哥也说不清,他的队员来自天南海北,有穷有富,最后是怎么“穿上一条裤子的”。

        他定的车队进入门槛并不高:“真心想干,能长期干。”

        他接过很多电话,有人张口就是“一天给多少钱”,有人要“先试两天”。在牡丹江时,一个浙江小伙千里夜奔,赶来与车队汇合。大家换上装备开始干活儿时,这个新队员却把手机装在自拍杆上,开始直播:“老铁们,我现在在牡丹江抗疫……”

        不到半天,“主播”就被虎哥赶出车队。“老铁这,老铁那的,都是为了蹭热度。”

        在吉林舒兰,一群“社会人”加入了队伍。他们学习很认真,也很积极,经常问一些专业问题。两天后,这帮人不辞而别。虎哥后来得知,他们在车队学了技术,在外面做收费消杀。

        虎哥逐渐发现,那些最终留在车队的人,开始的问题往往是“你们在哪儿”“什么时候开始干”。

        那辆五菱之光的车主闫杰,从安徽淮南一路开到舒兰找到车队。在此之前,他从家里偷跑出来,成了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。他没当过兵,但憧憬部队生活,把电视剧《士兵突击》“刷了无数遍”。他在车后窗玻璃上贴上了一行字:我是名战士,需要帮助请随时截停我。

        在车队里,他憨厚、能干,像极了许三多。

        在牡丹江,一个95后加入车队。他梳着“武士头”,漂染了黄色,哪怕出任务时都不忘化妆。

        “95后”在出任务前化妆。 鲁冲/摄

        他女朋友是黑龙江省947名确诊患者中的一个,“就算是老天爷伤害她,我也要跟他干一干”。

        意义

        再过10天,车队在外漂流的时间就要满5个月。他们几乎从冬天走到了夏天,见过绥芬河边的雾凇,也在北京感受了热到“地上冒烟”的酷暑。

        从家里出发时,老兵那辆二手金杯车空荡荡的。后来这辆车成了车队的主力,总会被各种物件塞满。车老了,小毛病也越来越多,最近方向盘助力出了毛病,“打舵吱吱叫,沉得要咬着牙打”。

        时间太久了,又没有轮换,靠自己给养,很多队员都已经“弹尽粮绝”。老兵借来的钱花完后,又刷爆了自己的信用卡。闫杰在武汉挣的1万多元工钱,已经要接近三位数。

        出于对“蹭热度”的警惕,虎哥拒绝过几家基金会的合作意向。大部分时候,他只接受政府提供的支持,但这往往仅限于食宿。

        从东莞出发时,他银行卡里有80万元,如今已经见底。一个人独处时,他也会想,自己到底在坚持什么。他想儿子,期待“疫情能快点结束,早些回家”,但只要挂在胳膊上的对讲机响起,他就会忘掉这些,进入“战斗状态”。

        在武汉时,虎哥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。一位老人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,儿子是医生,任务太重走不开,社区资源紧张,没人送他去医院。虎哥说他没有任何迟疑,只戴了一个口罩就开车过去,把老人送到了最近的发热门诊。

        虎哥不敢想象自己如果不去,这位老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。那是他第一次真切地确信,“这趟出来有意义”。

        武汉解封那天,绥芬河市新增39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,成为新的疫情重灾区。老兵开着他的金杯车,随车队从武汉返回绥芬河支援。只不过,这次他车里装满的,是家乡急需的防护物资。

        车队在绥阳镇下的高速,老兵远远看到出口处一群人围在一起,手里举着条幅。通过收费站时,交警排成两列,忽然向车队敬礼。

        出了收费站,老兵才看清条幅上的内容:“欢迎英雄凯旋,绥阳李司军好样的!”

        他有些恍惚,甚至激动得有些“走不好道”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回家,那些迎接他的队伍里,一个月前还有人称呼他为“山炮”。

        绥芬河市总人口不到7万人,城区面积仅相当于4所清华大学。对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城的人们来说,一天新增39个确诊输入性新冠病例,足以让他们紧张起来。平日人来人往的俄罗斯风情街上,如今空无一人。太阳刚落山,少了广场舞曲的街道只剩下风声。

        妻子也不再埋怨老兵。一直劝他回家的父母、兄弟、嫂子,开始让他多注意防护,照顾好自己。

        从绥芬河开始,车队的主要工作从搬运转向了消杀。虎哥买了36台喷雾消杀机,因为机器有一根长筒喷管,被队员们叫做“大炮”。

        在这座很多队员的家乡小城里,他们穿着防护服站成一排,提着“大炮”沿步行街缓慢前进,整条马路都属于他们。

        “感觉自己像个战士,很光荣。”老兵笑着说,眼角挤出皱纹。

        在舒兰,车队给一个小区消杀时,一个老大爷就忽然走过来,抱着虎哥的腿哭。大爷说小区居民都很害怕,现在终于等到人来了。消杀完后,他发现队员车里塞满了矿泉水、饼干。

        车队负责了舒兰全城80%小区的消杀,后来队员们穿着队服出去,“吃饭给钱都不要”。

        “这是最大的礼遇,也是我们的动力,还想要啥?”虎哥反问。

        “大炮”到位后,猴儿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加入车队前,他就喜欢捣弄各种机械设备,“玩技术”。他成了这36台“大炮”的主管,负责机器平日的调试、养护。机器坏了,他还能上手维修。

        他逐渐成为车队的骨干,作业时遇到一些特殊情况,或者指定位置的消杀,都由他负责处理。

        “反正都是一些高端工作吧。”猴儿一脸严肃。

        老兵也得到了回报。忙碌的工作里,和孩子视频是他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。前几日,儿子跟他说,老师邀请他开学去学校上课,“讲讲出去抗疫的故事”。

        猴儿变得比之前更积极主动,甚至对生活有了新认识。他说自己的上进心又被燃起,这次回家后,“要站着活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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